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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是亚马逊战略部门的首位分析师，曾任 Hulu、Flipboard 产品负责人，继Status as a Service一文，引入“社交资本” 和承载用户社交资本的状态（Status）这两个概念阐释社交网络的兴起与发展后，作者近期在博客上发文再次深化了这一认识。

一个社交网络中每个节点的价值并不相同。光看节点和链接的数量并不够，还要考虑节点大小和结构，用更细的颗粒度了解Status的波动，有助于帮助社交网络实现发展与平衡。

现有的社交网络遵循“1/9/90法则”，90% 的参与者只观赏内容，9% 会加入讨论，只有 1% 会积极创作新内容。沉默的大多数只需要给予“聒噪阶级”足够的、可量化的肯定（点赞）来保持内容信息的流动，这一网络就能达到稳定的平衡。

为了寻求更多社会资本，人们所付出的代价是公开自己的生活和私人谈话，就像公司“上市”。绝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件惊喜和危险并存的事情。

原文来自Remains of the Day，作者Eugene Wei

写《状态即服务》（Status as a service）时，我曾经考虑过用《状态更新》这个标题。

我觉得Facebook把平台上的帖子称为“状态”十分贴切，很多人都通过发布帖子来“更新”自己的状态——通常也是试图在提升自己的地位（status有状态和地位双重含义）——这使得“状态更新”这个表达拥有完美的深远意味。

如果你把社交网络想象成可编程的交互界面，那么网络上的每一个帖子都会更新发布人的状态，这使该网络上各用户的状态可以自行编辑（self-describing）。

你还可以把所有这些社交网络上长到难以置信的信息流和数据库想象成一个巨大的区块链，所有用户都在上面拼命地写，试图就他们在社群中的相对地位达成共识。

我关于“status”的两条公理受到刘慈欣《三体》中的第二部《黑暗森林》中宇宙社会学两条公理的一些启发：

第一，生存是文明的首要目标。

第二，文明持续不断的发展壮大，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

我一直很欣赏刘慈欣从某种意义上可以通过这两个简单的公理发展出小说三部曲。而《状态即服务》一文是我的一次尝试，我想看看自己能从两条原则中演绎出多少东西。

谈谈读者对这篇文章的反馈吧。我从很多人那里听到的一点是，“我不使用（某种社交网络）来获得地位。”

当然，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纯粹为了地位而使用每一个社交网络，正如我当时在文章中所指出的，社会化媒体服务可以在另外两个坐标轴（实用性和娱乐性）上构建良好的业务（我将在以后的文章中介绍这些轴，因为我选择这三个轴有特别的具体原因）。

正如我永远都不可能声称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追求地位一样，没有一个社交网络完全是在这一维度中运作的。

当然，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需要通过网络获得地位：碧昂丝（Beyoncé）不需要通过社会化媒体来获得地位，她只是利用社会化媒体来收割她已然庞大的社交资本。而你的历程可能和碧昂丝不一样。

另一方面，当我听到人们声称他们不是在寻求地位时，我最初的想法是，“好咯，你说的对呗。”嗯，这么说好像不太好，但大致就是这样。

这种说法不过是揭示了 “地位”一词和“追求地位的”这个形容词在今天有非常消极的意味。这也许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地位是相对的，而地位竞争是一种零和博弈，追求地位这件事威胁且恶心到了其他人。

然而，当我谈到寻求自我价值感、归属感和成就感时，人们只有积极的反应。这两种行为能轻易被区别开来吗？我很怀疑。

所有因为被我形容为“寻求地位的”而受到冒犯的人，对不起，我很抱歉，然后再为您与世无争点个赞。点赞也不是为了要提高您的社会地位，但是……算了不说了。

关于《状态即服务》这篇文章，我最常收到的问题是，是什么激发我写下了这篇文章？小说是很难追本溯源的，但一篇文章的来龙去脉还是足够清晰，至少我可以点出一些具体内容的源头。

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隐形天花板》（Invisible Asymptotes），这篇文章里提到了一个我一直思考的困惑：为什么各式各样的社交网络公司的增长曲线都会在经历爆发式增长（曲棍球棒式的曲线）之后进入平缓增长期（S形曲线的肩部）？

人们一般使用的梅特卡尔夫定律（Metcalfe's Law）无法很好地解释这一趋势。照理来说，使用该网络的用户数量越多，整个网络和每个用户的价值应该随之增加，但事实并非如此。

虽然我在那篇文章中对各种社交网络的隐形天花板进行了一些浅显的探索，但感觉等式中好像缺少了一个重要的变量。在我的心理实验中，最合适的变量就是“status”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一方面能够作为我解释中的重要变量，另一方面，人们很少在研究社交网络时讨论到它。我猜在结构上有一些其他的概念能够代替它的存在，但没有它，我们确实无法为一些现象提出合理的解释。

为了让等式成立而创造变量总是面临着一些风险，但为了把我的观点说清楚，我维持其他变量不变，尽量把status这个概念用到极限，这样我们能看到它作用的边界在哪里。

回顾当时的这篇文章，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一个社交网络中各节点的价值是不同的，光靠节点和链接的数量来衡量是不够的。

两个节点和链接数量相当的社交网络，在稳定性、发展潜力和动能方面可能有巨大的差异。这些地位的差异可以被认为是节点大小以及结构之间的差异。

对于任何研究、投资或运行这些社交网络的人来说，识别其模式的的关键形式之一是：了解哪些节点的哪种排列是稳定的，而哪些天生就是脆弱甚至不稳定的。这需要人们非常清楚相关社交网络中“状态/地位”（status）的波动。

我最近为公司提供咨询的大部分工作都在帮助他们了解哪种社交网络布局对他们所从事的业务最有意义。

虽然过去可能充满了会崩溃的社交网络模式，但通过研究以前的崩溃，我们大家可以得到很多信息，因为“状态/地位”的波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保持一致——就像人性一样。数字人类学（digital anthropology）的价值一直被低估了。

例如，很久之前，夜总会和约会应用程序（App）就明白这样的道理：要达到成功的市场平衡（market equilibrium，市场中供需相等），供给方得先从女性开始，而不是男性。

这就是怎么回事男性就算想要进入俱乐部消费都要花很长时间排队，而女性则可以被免费领进场。

一群男人要怎样才能绕过队伍直接进场？那就是购买整瓶服务（bottle service，这是高档酒吧或夜总会的特色服务）。这在俱乐部内部促成一种非常稳定的社会均衡（social equilibrium，在社会学中，当一个系统互相依赖的部分之间存在动态的工作平衡时，该社会就处于社会均衡状态）（更不用说这项服务多赚钱了；在过去十年，在拉斯维加斯的俱乐部里，需要购买整瓶服务才能入座的位置面积的比例飞速上升）。

任何多边市场（multi-sided marketplace）的资深人员或观察者现在都更清楚其应该努力的方向，也更了解应该将供给侧还是需求侧作为重点，并了解背后的原因。

比尔·格利（Bill Gurley）在帕特里克·奥肖内西（Patrick O'Shaughnessy）Invest Like the Best访谈中介绍了“单一匹配市场”（monogamous marketplaces），即供求双方需要长期实现单一匹配（例如，为孩子找一个保姆的平台），以及那些双方只会进行单次交易的市场（例如Uber）之间的区别。

而风投机构A16Z的李进（Li Jin音译）和达奇·库利肯（D’arcy Coolican）写了几篇关于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s）的文章，继续补充说明了这些陈词滥调之间的细微差别。

但是社交网络行业在将“状态/地位”理论付诸实践上，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最明显的一点就体现在大多数社交网络监测和报告的指标上。这些指标几乎都将大量的个体用户行为聚合到集体统计中。

然而，把一大群人归为一类是非常不妥的。在一个巨大的社交网络中，如果不了解一个大的社交网络下，各个小群体的状态/地位波动和彼此之间的关系结构就姑妄言之，真实的情况就会被掩盖。

群体的发展的新趋势可能与各个子群体的实际动态不同。你的数据可能显示了增长，但它实际可能处于下降状态，而你不知道原因。一些竞争对手的网络从表面上看似乎比你的更小、更低级，但他们慢慢的开始窃取市场占有率。

社交公司该怎么样分析他们自己的网络，这个话题本身就值得写一本书来探讨。很明显，我们还处于这项研究的早期阶段。许多社交网络仍然不知道他们何时会碰壁，他们的未来比每个夜晚都只能凝视着空空舞池的俱乐部老板的未来还要模糊。

当人们把Facebook称为新时代贫民窟（boomer ghetto）时，他们首先指的是社交资本（详见Status as a Service一文）的衰退，其次是用户资本的流失。

接下来，我想先回顾一下21世纪至今发生的一些事情，最近一段时间里，文明史上发生了一次伟大的变革，它是由互联网和公共社交网络推动的。

想要理解这些公共社交网络对人类的影响，其中的一个角度是，将其视为人类大规模公开个人思想和生活的时代。

无论我们是否准备好了，数以亿计的人都已经把自己 “上市”（IPO’d）了。这解释了为什么个人“品牌”变得一个普遍的隐喻。

而在另一个时代，我们大多数人曾生活在有限的社会圈子里：家庭、学校、同事和邻居。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是“私有企业”。社会化媒体公司迅速找到了实现网络快速增长的理想结构：公开两个人之间的互动。交谈和信息共享成为了一种民主的行为艺术。

社交网络迅速将此作为最佳策略和配置的一个原因是：社交网络上的大多数人都只是潜水党。

通过将那些更外向、更多产的节点之间的对话公开，你就能够最终靠有效的众包（crowd-sourced，企业利用互联网来将工作分配出去、发现创意或解决技术问题的方式）（也就是免费的）内容来维持大多数潜水党的兴趣。

“1/9/90”（90% 的网络社群参与者只观赏内容，9% 会进一步加入讨论，而只有 1% 会积极创作新内容）的概念表明，在一个大的网络中，喜欢在网上发声的“聒噪阶级”（shouting class）只是一小部分人，但他们能娱乐沉默的大多数。

沉默的大多数只需要给予“聒噪阶级”足够的、可量化的肯定（点赞）来保持内容信息的流动，这一网络就能达到稳定的平衡。

随着这些大型公共社交网络的发展，甚至许多以前很内敛的人也开始在社会化媒体上向公众表达自己的观点。然而，他们来的快，走的也快，只留下了一则爆红的帖子。

正如上市公司有很多好处一样，成为公众人物也有各种好处。一旦你的想法和自我被公开进行交易，任何人都能够直接进行投资，推动这些产品的价值。

如果你曾经写过一篇爆红的博客文章或Twitter长文，并获得了成千上万的粉丝；如果你的YouTube视频被传统媒体转载，你接受当地新闻媒体采访，你就会感到自己宛如一只猛涨的股票。

社交网络不仅为任何你想分享的内容提供了公共流动性（public liquidity），它们还在不断调整算法来加速它们的热度。沃霍尔（Warhol）曾打趣道，在上一代人中，突如其来的名气只能持续15分钟，但社会化媒体让人只要15分钟就能成名。

问题在于，就像许多私人公司觉得公开市场的审查过于严格一样，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没有准备将那些私人间的对话“上市”。

这不仅仅是针对那些在公众面前出丑于是被“取消”（canceled）的人。目前为止，大多数人都经历过来自键盘侠（troll）随机的攻击和公众不负责任的判断，意识到了在公众面前生活的代价。

大多数名人很早就吸取了这个教训，大多数公司让他们面对公众的高管接受公关培训，但大多数人从未在数亿索伦之眼（Eye of Sauron，小说《魔戒》中，索伦之眼在魔王的要塞塔顶上注视着中土大陆）的注视下成长。

当我们的思想和自我被当作公共产品做交易时，我们感到的那种恐惧，就是因个人隐私信息被加入交易而带来的不安。上市公司的公开言论受到限制，对于那些把自己公之于众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市场会惩罚那些犯错的公司，而对于那些在社会化媒体上大声表达自己想法的个人，大众的评判也同样严厉。这种集体反对的新形式甚至有了自己的绰号：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即名人身上发生或被人挖出令人反感的言论或者行为，就会被各种舆论抵制，并呼吁取消其身上的特权，如工作机会、商业代言等）。

关于取消文化，最著名和最具标志性的事件之一，就是“毁掉了贾斯汀·萨科（Justine Sacco）的生活”的那条Twitter动态。这是一条几乎所有了解互联网文化的人都知道的Twitter动态。

在登上从纽约飞往开普敦的航班前，萨科给她当时的170名Twitter粉丝写道：

“我要去非洲啦，希望我不会得艾滋病。我开玩笑的，我可是白种人。”

当她的航班着陆时，她可能有了堪比电视剧《迷失》（Lost）中Oceanic公司815航班的乘客的那种体验：一下飞机就到了另一个宇宙。当萨科乘坐的飞机降落，飞机跑道走到机场，她的手机一连上网，她就踏入了一个时间线（timeline），在这个时间线中，她是一个国际知名的恶棍。

图注：贾丝汀·萨科一定感觉就像《迷失》中那个海滩上的杰克（Jack），想清楚自己降落在了哪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实上，事后看来，《迷失》的故事更吸引人，因为它讲述了一群人被“取消”，全都被困在社会化媒体的炼狱里，试图赎罪。

如今，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人无意间在网上给自己安了一个跟踪器，把全球乌合之众的集体愤怒召唤到自己身上。

但是，如果你的年龄能够记住互联网时代、社会化媒体时代之前的事情，那么请试着去想象一下，在那个年代，一个像萨科这样的茫茫公民之一，怎样才会因为写出或说出只有这么几个字句子，就引爆全球数百万陌生人的愤怒。

我认为这在之前的时代是无法做到的。在那时，像萨科这样的人能接触到很多人的唯一渠道，就是通过报纸或电视网络这样的主流媒体来传播信息。

而所有这些信息都会在一群审查员的的控制之下，他们一开始就不会播出她的笑话。

很多人都说过我们会有着充满监视的糟糕未来，但没人说过，在这样的未来中，自己的语言会摧毁自己的生活。Twitter的“当前热门”（What’s happening）提示框就像一个能毁掉你生活命令。

这就是一个扩音器的威力，它可以到达文明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谁要参加全球麦克风开放夜（open mic night）？谁又会因为说错话完蛋？

读了《三体》三部曲之后，我觉得第一个可以跳出书本运用到现实的隐喻是把Twitter比作书中的黑暗森林。许多公众人物已经在网上永久静默，负面影响太严重了。

扬西·斯特里克勒（Yancey Strickler）最近写了一篇关于互联网如黑暗森林的文章，如果你不担心剧透，请复制链接阅读。（https://onezero.medium.com/the-dark-forest-theory-of-the-internet-7dc3e68a7cb1）

正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监管上市公司的言论一样，社会规范也监管着一个人在社会化媒体上的言论。自我们拥有了自己的第一部智能手机，我们所有人的公关培训就开始了。

这并不奇怪，就像许多公司现在会选择保持更长时间的私有化，许多人都撤退到了私人信息组，隐藏他们的想法。而那些暴露在公众面前的人则学习用表情包（memes）或者暗语来编写信息，而这些表情包或暗语是如此让人摸不着头脑，连他们的政见对立者都会为他们折服。

如果你对这一切的感觉是“很好，这些人罪有应得”，我能够理解。那些被“取消”的人确实写了一些令人憎恶的东西，有些内容甚至是非法的。

有时这会让人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超高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可以和生物有机体相比拟，社会与其成员的关系有如生物个体与其细胞的关系），一支超活跃的白血球军队（白血球有吞噬、杀灭病原体等作用）在互联网的小巷里巡逻，而正是互联网自己造就了这种分布式集群的巡逻（分布式是指将不同的业务分布在不同的地方；而集群指的是将几台服务器集中在一起，实现同一业务）。

但“取消文化”的确切定义很重要。社会化媒体上的乌合之众越接近你所信仰的价值观，你就越觉得它是公正的。这些的价值观与你越不同，你就越感觉自己受到了键盘侠大军的攻击。

我并不反对互联网带来的这种社交资本监管的新趋势，但社会化媒体上的暴民可能是一群没有思考、盲目、愤怒的人。就像真实的生活中的暴民一样，只是规模更大，行动更快。这是一个可怕的现象。

当我们接近2020年的时候，当我们回顾过去20年有数十亿人“上市”的时候，我感到震惊，也同样感到恐惧。

我幻想了一个新时代的《猴爪》故事。时间旅行者在前互联网时代遇到一位市民，他对他说，我能满足你一个愿望，你想要什么？（《猴爪》是一篇短篇小说，讲述了退伍的英国士兵偶然从古印度的高僧那里得到一只有魔力的猴爪，它能为士兵实现三个愿望）

那个人会看看他们周围的世界。那时候，所有的人都在忙着自己的事，从他们身边漫步而过，对他们漠不关心，他会说：“让我出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