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心璐 修改|安心

75岁的柳传志行将离别他一手兴办的联想。

12月18日晚，联想控股（3396.HK)宣告董事长柳传志提交辞呈的音讯。联想控股称，柳传志辞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履行董事及提名委员会主席职务，自2019年12月31日完毕后收效。

在许多人的感知里，这并不意外，乃至这仅仅一种既有状况的官宣罢了。

早在本年5月份时，他开始泄漏过退休方案，尔后数月，柳传志接连卸职了多家企业的办理职务。

在我国民营科技企业展开史上，柳传志是为数不多的教父级人物。他退休后，留下的是一个35周岁的联想——正派壮年，全体事务已跨过拐点，展开稳健。此刻可谓一个可以让柳传志定心退休的时间。

许多人喜爱将柳传志与别的一位教父级人物任正非混为一谈。他们的确有许多共同点，比方都出生于1944年；相同在不惑之年创业；起步时间同为1980年代；他们所创建的联想与华为，都在阅历了30多年的风吹雨打后，屹立于世界抢先的科技企业中。

但他们也有许多不同之处。

柳传志出生于1944年4月25日，金牛座。星象学上说，这个星座的人比较务实、喜爱安稳，标志“稳健肯干的实业家”，这与联想的风格并无二致。

天蝎座的任正非被称为“任疯子”，他着重纪律，也勇于冒险。创建华为32年来，他将华为刻画成了一家事务专注、性情刚硬的企业。

你很难说谁是谁非，孰优孰劣。仅仅在两位风格悬殊的创始人带领下，联想与华为通过30多年的长距离跑，走出了不同的六合。

贸工技 VS 技工贸

联想建立的第十年，柳传志与时任联想“二把手”的倪光南发生了一场巨大抵触，史称“柳倪之争”。

那是1994年，此前数年，联想通过署理国外品牌署理、推出自有品牌电脑的双管道战略，展开日趋平稳。下一步，摆在柳传志面前的有两条路途：挑选“贸工技”，即强化买卖署理，少数研制;或挑选“技工贸”，许多投入研制，对标世界水平，争夺与世界大厂一争高低。

倪光南其时是联想的总工程师，也是我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坚持以为，联想应当挑选“技工贸”方向，以研制为主，全力投入“我国芯”的研制，以期有朝一日对标英特尔。但作为企业家，柳传志的主意则是“生计优先”，已然现在实力缺乏，就应该先以买卖为主，做大规划。

“要运用手中的商场优势，你想卖产品吗？我帮你卖；我这儿劳动力本钱低，可以加工；然后我再学技能，从实用技能到自主开发，这样就过来了，咱们的技能也是最契合商场的了，不会无的放矢。”这是柳传志的实在主意。

这是一场较为惨烈的争论。终究，柳传志赢得了一切高管的支撑时，倪光南被逐出局，从此，联想撤销总工程师一职，在其时，联想也简直撤销了悉数研制的投入，专注做买卖署理。

从实际层面看，这或许是一个适宜的挑选。1994年时，联想销售额为47亿，第二年便增加至67亿，尔后5、6年中，联想始终保持了安稳的增加趋势，在2000年时到达284亿销售额。

在柳传志决意带领联想走“贸工技”路途的这一年，华为建立了中央研究部，专门研制通讯芯片。

任正非对自研技能有着一种超乎寻常的执着。1992年，华为刚刚挺过榜首次“生死关”，凭借模仿控分用户交换机的大卖，营业额初次打破了1亿元。还来不及喘口气，任正非便要求华为投入交换机的ASIC芯片研制中。

自研芯片的本钱极高，仅仅是芯片规划的终究一个试生产“流片”环节，便需求几万美元。这简直是华为其时能付出的一切外汇储备。

与之相对的是，其时国产技能极低的“流片”成功率，一旦失利，华为将再次堕入资金危机。从上到下，压力传导至每一个人。其时的职工回忆说，在ASIC研制期间，任正非简直每天都会前来看望这些工程师。

所幸，可谓“赌博”的流片一次就成功了，华为榜首颗根据EDA的芯片SD509成功面世。在这次研制的根底上，1995年，华为将ASIC芯片研究室晋级为中央研究院，它为华为日后巨大而强盛的研制系统奠定了根底。

当然，豪赌技能并非每次都能成功，任正非的执着也一度将华为带上“弯路”。

2000年，小灵通从日本被引进我国，它以极致廉价的话费快速占据了商场。小灵通所选用的通讯技能是PHS，而其时干流的通讯技能现已是GSM。

在任正非看来，这无异于“向后看”，他决断否定了华为展开小灵通事务的提议——华为是一家“为未来出资”的企业，宁可赔死，也不去做过期的技能。

过后证明，任正非的这个决议不只给了竞争对手中兴、UT斯达康待机而动，华为先后押宝并投入近60亿元研制的GSM、WCDMA技能，也收成甚少，乃至亏本严峻。

2002年，华为呈现初次成绩下滑，净利润只要8亿元，比上年大幅下滑近60%。相同在2002年，联想PC在国内商场的占有率到达28.9%，完成10.44亿港元净利润，同比涨幅21.1%。

做大VS做强

上世纪90年代便显露的一些端倪，在21世纪的榜首个十年变得更详细。

2004年，柳传志和任正非别离做了一件大事，进一步将联想和华为面向不同的路途。

当年一次采访中，柳传志表明，“联想贸工技堆集已够，将测验技能打破”。时隔不久，联想宣告以总价12.5亿美元现金及股票收买IBM的全球PC事务，加上5亿净负债，买卖总额到达17.5亿元。

这是一次典型的“蛇吞象”式并购，总买卖额乃至超越了联想其时市值。但优点也清楚明了：联想不只取得了IBM在PC范畴的商场占有率，并且得到了后者悉数的PC专利，以及坐落美国罗利和日本大和的两家技能研制中心，技能实力敏捷提高。

相同在2004年，任正非决议将华为研制部独立，建立全资子公司海思半导体。比起联想收买IBM“马到成功”的效果，海思的效果显着要滞后得多。在建立后的足足5年里，这家子公司的对外销售额都接近于零。

那时，我国芯片规划职业刚刚起步，商场一片空白，无人得知未来胜败与否。任正非却告知海思总裁何庭波，“华为不论跑向何方，海思都是华为死后最为坚实的后备。”他还向何庭波许诺，每年批给海思20亿元的研制费用，不考虑盈亏。

许多年后，得益于海思的堆集，华为成为一切国产手机品牌中仅有可以独立于高通、三星与联发科，运用自有芯片的一家厂商。

在2019年的风云中，何庭波一封心情昂扬的内部信走红，他在信中宣告，“一切咱们从前打造的备胎（芯片），一夜之间悉数转‘正’！”

事实上，柳传志“蛇吞象”的收买危险并不低。其时，IBM PC事务现已比年亏本，再加上中外差异、企业文化差异、职工丢失等危险，整合难度极大。

柳传志回忆说，其时，在北大光华办理学院EMBA班的一次讲演中，关于联想能否并购成功，全班90余人，仅有3人抱有达观情绪，其间2人仍是联想派来的学员。在十多年后的采访中，他回忆起这次并购整合，将其称为 “九死一生”。

但比起自研，收并购的特点是见效快。度过整合期后，联想马上享用到了收买的“甜头”：此前，联想的PC事务在全球仅居第九位；收买IBM后，马上跃升至第三名。再过数年后，联想超越惠普，成为全球PC榜首大厂。

多年前，前阿里巴巴参谋长、湖畔大学教育长曾鸣问柳传志，“未来联想是想做大，仍是做强？”柳传志思虑后答复，“那仍是做大吧。”

联想尔后的进程里，简直随处可见这句话的影子。

在2004年收买IBM全球PC事务后，联想接连收买了巴西企业、德国企业、日本NEC。2014年，联想再次斥资29亿美元，收买了摩托罗拉手机事务；同年，联想以23亿美元买下了IBM的服务器事务。

柳传志在2001年带领联想控股进入到出资范畴，通过出资布局更多范畴。现在，这家多元化出资集团旗下除了IT工业，还覆盖了金融服务、立异消费与服务、农业与食物等多个板块。

联想控股事务布局 图片来自：官网

收买、并购、出资，多面开花，正应和了柳传志的那句“做大”。

2018全年，联想控股完成收入3589.20亿元，净利润为43.62亿元。2019年上半年，联想控股营收1793. 11 亿元，净利润26. 65 亿元。到12月18日收盘，联想控股在港股的总市值为409.51亿港元。

华为要做大仍是做强？任正非没有揭露答复过这样的一个问题。

但32年来，华为从未离开过通讯职业。通过2G、3G年代的波折后，它逐步生长为全球最大的通讯设备商；从2011年起，华为发力手机事务，在六年后成为国产手机榜首名，全球位居第二。

现在，华为对自己的最新定位是“通讯设备提供商”和“智能终端提供商”。2018年年报显现，华为完成全球销售收入7212亿元，净利润593亿元。其间，以手机为首要事务的顾客事务全年营收3489亿元，占华为总营收的半壁河山；其次是运营商事务和企业事务。

华为2018年营收构成 图片来自：官网

实际主义VS理想主义

柳传志曾亲口叙述过他与任正非的差异。

“许多人老是拿我跟任正非比，我特别敬服任正非，他敢往上（技能）走，我不可，我做不到；人的性情不同，我真的做不了这样的事。”

在那次采访中，他描述自己的行进方法是走100米，安营扎寨、歇息看路,再走100米，最多只能丢失1/5，其它部分得以保全。“这种求稳的做法，便是合适我的性情，合适此刻在我国的环境”，他以为。

少年时期，柳传志熟读《三国》，他形象最为深入的并非诸葛孔明的学问谋略，而是如此人物终究“却落得个苍凉下场，让人不胜唏嘘”。

柳传志与任正非的性情有截然不同之处。创业不久便喊出“做一个世界级的、抢先的电信设备提供商”的任正非，曾因而取得“任疯子”的名号。他不怕冒险，他提出的理念是“惶者才干生计,偏执才干成功”。

在1992年华为的一次危机中，任正非站在办公室的窗边，对着办理层一字一顿地说，“这次研制假如失利了，我就从楼上跳下去，你们另谋出路”。

在移动互联网年代，他们的性情特征在两家公司身上留下的痕迹相同显着。

十多年前的榜首次国产手机浪潮中，联想火速进军，做出了榜首款国产自研GSM手机。但由于展开晦气，2008年便被剥离出售。

2010年，联想推出智能手机“乐Phone”，商场一度反应不错，但终究销量却只要50万台；第二年，其手机部分便改组调整，转做运营商的贱价手机，事务罕见起色。

后来，联想依旧挑选了了解的路途——在2014年收买摩托罗拉，手机出货量一举到达了9000万台。

即便如此，联想对手机的战略仍是盈余为上。在2019年的采访中，杨元庆直言，手机现在战略是先要盈余，“不论选用什么样的手法”。

2011年，乐Phone销量欠安的一起，华为也新组建了手机事务，也推出了首款旗舰智能手机P1，相同遭受滑铁卢，年度销量仅50万台。

仅仅，这并未使任正非对手机事务发生置疑。时年末，他撤销了手机事务负责人余承东的年终奖，但送给他一架战斗机模型，意喻“从零起飞”。

P1这款“失利”的初代机，正是日后为华为大放光荣的P20、P30系列手机的开山祖师。

时至2019年，联想PC事务重回全球榜首，各项事务增加杰出，被杨元庆称为“联想最好的时间”。

2019年的华为却似置身大风大浪中。危机中的它海外事务备受揉捏，但国内高涨的消费热心却将其手机事务推上巅峰。本年末，华为又因一场“251事情”下跌神坛，形象从“倍受欺负的英豪”变成“咄咄逼人的恶霸”。

2019年关于柳传志来说，像是“最为悠闲”的一年。而任正非的2019却是他近年来承受媒体采访最多，最为繁忙的一年。

两家看似没有交集的企业，各安闲亲历一场实际主义与理想主义的长距离跑。不过，他们的结尾都还远。